与隋唐的政治和社会一样，从文化方面来说，隋唐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比如说，在诗歌方面，有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书法方面，有颜真卿；在绘画方面，有吴道玄；在文章方面，有韩愈、柳宗元等人。大凡我们脑海里面能够立即浮现出来的人名，几乎全都是唐代的人物。北宋的代表性文人苏轼曾经恰如其分地说：“诗至于杜子美（杜甫），文至于韩退之（韩愈），画至于吴道子（吴道玄），书至于颜鲁公（颜真卿），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唐代的文化水平很高，涉及到了文学、思想、宗教、绘画、书法、雕刻、音乐等各种各样的领域，很难一一加以介绍。不过，如果要说起这一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什么的话，那么应当还是举出文学领域。唐代文学又尤其以诗歌为中心。关于这一点，通过人们所经常说的“汉赋、唐诗、末词、元曲”这一句话就可以反映出来。因此，我们在这主要是以诗歌为中心，来思考一下隋唐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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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概观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那么大而言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属于文学还没有成熟的阶段。其后，经过东汉、三国和两晋，文学这一分野形成，出现了被称作“骈俪体”的注重对仗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以及五言或者七言的定型诗，开始出现了自觉、有意识的创作活动。这时，诗歌占据了文坛的中心位置，后来的唐诗就位于其发展的延长线之上。因此，对于经过东汉的过渡期，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为止的这一段时间，可以总括起来，视为第二阶段。其后，始于宋代的口语体的戏曲和小说占据了文学史的中心位置，文学的受众增加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庶民阶层。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如上所述，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史的分期几乎重合，而第二阶段的顶点就是唐代文学。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唐诗的情况。在此之前的隋诗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地方，或许可以视作是通往唐初作品的一个过渡。一般来说，会把唐诗分为四个阶段，各个时期都有着独具的特色。下面将会列举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诗人姓名，以供参考。
初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太极元年，公元712年；魏徵、上官仪、王绩、王物、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陈子昂。
盛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至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
中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大和九年 ，公元835年；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张籍、元稹、柳宗元、李贺、薛涛。
晚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至天祐四年 ，公元907年；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韦庄、鱼玄机。
关于上述唐诗的四个阶段，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成是“形成”——“兴盛”——“展开”——“衰退”的四个时期。粗略地划分起来，包括安史之乱在内，可以划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也就是说，初唐、盛唐是前半期，中唐、晚唐是后半期。其中，包括隋朝在内的初唐时期，是确立诗歌发展方向的时期。这一时期，或接受、或抵制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的文风的同时，相对于之前的古体诗而言，确立了被称作近体诗的律诗（五言、七言）的形式，从而决定了唐诗，甚至是中国诗歌其后的大方向。代表当时的诗坛的人物之中，就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武后时期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虽然才华横流，但却在政治上十分坎坷，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其诗文之中随处可见。其中，骆宾王参加了李敬业反对武后的起事，在其所执笔的讨武檄文当中，猛烈地批判了武后，并以脍炙人口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的名句而闻名于世。
盛唐时期恰好相当于唐玄宗时代。在这一个绚丽辉煌的时代之中，涌现了许多独具个性的诗人，从而将初唐的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诗专家小川环树先生曾经这样子来形容这一时期说：“初唐时期，诗人们之间所萌发的新文学动向，在这一段时间形成了美丽的花朵，一时间争相怒放，大量杰出的作家比肩接踵而出。”诗人们走出宫廷，在过去无人涉足的众多领域，例如下层百姓的生活、异国风情、边塞的风物、山川风光等当中选取素材，以诗歌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其中，在众多的诗人里面，最为耀眼的人物，自不待言，就是杜甫和李白。
这两个人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诗风和生活方式。比杜甫年长十岁的李白喜欢饮酒，性情和生活方式都很豪爽奔放，堪称辉煌的盛唐时期之代言人。而杜甫则着眼于严酷的现实和民众的苦难。两者的这一种不同来源于许多方面，比如说，李白出生于从事西域贸易的大商人之家，经济条件优越，无需为生活而发愁；而杜甫则出身于一个中下级的官僚之家，科举失败以后，不得不过着流浪和贫穷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也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是仕途的失败者，而且都因安史之乱而改变了人生。
人们所熟知的杜甫的《春望》，就是吟咏被安禄山叛军占领之后的长安的名诗。杜甫被称为“诗圣”，而李白则被叫做“诗仙”。与此相对，王维因倾心于佛教、开辟了独自的诗歌境界而被称作“诗佛”。他和前两者有所不同，他的家世门第来自于太原王氏一脉，而且科举及第，置身于官场。虽然他也有过贬官和流浪的经历，但其却官至接近宰相的“尚书右丞”。他在经历政界沉浮的过程当中，远离政治和党派，格调高雅地吟咏山川自然，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另一个侧面。
除此之外，王维也十分有必要注意到。王维不仅诗写得好，还很会画画。他在长安的东南方向，即终南山山麓，建造有别墅“辋川庄”，以这一个别墅的生活为题材的山水画《辋川图》就是他的代表作。王维还被视作是将诗情融入到自然景观当中的文人画“南画（南宗画）”的鼻祖。
与此相关，在这一个时代，还有李思训。他在山水画的山川着色方面描绘细微，将山水画发展到了圆熟的境界，与其子李昭道一起，被誉为“北面（北宗画）”之祖。除此之外，吴道玄作为唐玄宗所喜欢的画师，在人物画、山水画、佛画等方面都留下了生动且极具艺术价值的名作，被后世尊称为“画圣”。据说，吴道玄曾经跟随着擅长狂草的书法家张旭学习书法，并在其画作当中加以体现。总而言之，在盛唐时期，除了唐诗以外，在绘画方面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书法家之间，都经常互相交流切磋，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时代。
绚丽多彩的盛唐时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枯萎凋零以后，诗坛进入到了中唐时期。就中唐时期的诗人而言，首先要举出来的人物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代做官的中坚官僚之家。他本人科举及第以后，作为一名锐意革新的官僚而受到了唐宪宗的青睐。然而，其时恰逢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笼罩中央政界的时期，白居易因此而受到了贬官的处分。经历了这一种挫折以后，对于政治，白居易开始谨小慎微，转而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诗作之中。白居易的诗的特征在于平易及明快，除了吟诵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情感的《长恨歌》为世人所熟知之外，还承袭了杜甫之余绪，留下了许多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
中唐时期，能够与白居易比肩的，还有韩愈。其诗风与白居易截然相反，以豪放和难解而著称。虽然很多诗人都出自于其门下，但他所留下来的诗却不太多见。较之诗作，使得韩愈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文章。当时，盛行六朝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四六句式，讲究对仗工整、平仄韵律、注重用典的美文），韩愈批判骈体文流于技巧和形式主义，陷入靡弱之风的现实，主张回归到六朝之前的自由健全的文体。他还著有《原道》等文章，批判佛教和道教，强调应该回归到儒教的出发点，返回到中国原有的时代当中去。对韩愈的古文复兴运动发出共鸣的是柳宗元，世人将其并称为“韩柳”。不过，在诗作方面，柳宗元乃是承袭王维的自然派诗人。柳宗元的人生的后半期几乎都是在贬官之地的永州这样子一座地方城市度过的。其发端是因为他参加了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在唐顺宗时期的一次政治改革，即所谓的永贞革新。改革受挫以后，他被贬黜到了永州，而当时的韩愈又正好是站在镇压革新派的一方。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和回归儒教的复古主义，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那么其也就是站在反贵族主义的立场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贵族们写作四六骈体文，以夸示自己的教养，通过声援文学和佛教来与儒教保持距离。除此之外，佛教同时也是唐代的国际性的代言者。这一种贵族性和国际性正是唐朝的特色。针对唐朝的贵族性和国际性，率先从正面提出问题并加以质疑的人物就是韩愈。以此为起点，关涉到其后的会昌毁佛，在进入到下一个时代，即宋代以后，韩愈所提出的问题终于得以具体实现。总而言之，从文化的层面来说，中唐时期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阶段。这一时期，人们重新审视并改正了唐朝之前的积弊，并为下一次的变革进行了准备。
唐诗在唐代文化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为什么到了唐代以后，人们会对诗歌这么关心？诗坛会呈现出如此活跃的盛况呢？若从历史发展潮流来说，似乎可以指出下述因素，即在六朝以来，文学高度发展和积累的基础之上，入唐以后，产生了新的诗歌形式（近体诗），从而给唐诗以巨大的刺激。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都经常作诗。上行下效，皇帝的这一种做法势必会影响到下面。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点也不能够忘记，那就是与科举之间的关系。
当时，科举最热门的科目，乃是进士科，竞争率达到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在当时的俗语里面，曾经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样子的略显夸张的说法，由此可见进士科之难。明经科、明法科、明算科等，都是为了选拔特定的领域和实务方面的优秀人才；而进士科则与上述各科不同，进士科是为了选拔具有广博学识、能够成为未来的朝廷官僚的候补人员。这就是进士科火爆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由于进士科并不考核特定专业的技能技巧，谁都可以参加考试，也吸引了众多的考生。而在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当中，就有作诗的问题。
从唐代科举制大致固定下来的武后时期以后来看，当时，通过地方考试上来的人(乡贡）和中央的学校考试（监试）过关的人，这两种人可以参加中央考试（省试、礼部试），通常每年正月左右，连续三天举行考试。进士科在这三天期间，要考“贴经、杂文、时务策”三门。所谓的“贴经”的试题，即是将儒家经典取出一部分进行填空；所谓的“时务策”的试题，就是要考生论述关于时政的对策等；而所谓的“杂文”的试题，则是诗赋。于是，唐诗成为了正式的考试科目，考生们都要为此而做准备，位居要职的高官们也都要会作诗。
耐人寻味的是，汇集在进士科的人大多出自于非门阀系统的家庭。从隋代到唐代前半期，关陇系统的贵族掌握着政权，另一方面，山东贵族尽管已经衰落，但却继续炫耀着自己的门第家世。虽然旧贵族后来也开始转向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方向，但在通向仕途的道路上面，恩荫的特权仍然继续发挥着作用。于是，出身寒门的才俊和抱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必然涌向进士科。他们多方打点关系，拜访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并呈上自己的作品，或是参加一些社交沙龙，努力地让达官贵人们知道自己的存在。王维就曾经经常出入于唐玄宗之弟岐王的府邸，从而一举登第。与王维形成对比的是杜甫。虽然杜甫在事前也同样地进行了活动，但结局却未能及第。
如上所述，在唐代诗歌的推广和普及上面，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诗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分诗人们的事情，而是具有现实的意义，成为了统治阶层的共同的教养。进而言之，我们注意到，诗人们或为了消除在官场受挫的内心伤痛，或为了磨砺对于诗的感性，他们经常到各地旅行，投靠各地有权势的人物或者大商人们。此举广泛地提高了社会层面对于诗作的关注，从而在一个广阔的层面上面将唐诗推向了顶峰。在此基础之上，在唐代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包括诗作在内的文学，乃是最高的教养，也是成为当政者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对此进一步追根究底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也遇到了贯穿于唐代的贵族性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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